白乐桑，现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，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创始人之一。1973年，白乐桑作为法国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，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，下乡劳动，在中国度过了难忘的两年时光。《再见了，中国——我的“七零”印迹》(东方出版社出版)记叙了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亲闻。

秘密去长城

我们法国学生不遵守纪律是有记录的。有一次去华东旅游，在春节假期的时候。当时我们总共花了30元，去苏州、杭州、上海等地。到了第一站杭州，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可·波罗讲得最多的城市，大家都很向往。语言学院的老师宣布在杭州日程，总共两天一夜，第一天去××工厂，下午去一个××公社，明天再去一个工厂，然后晚上回去。我们很天真地举手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去逛街，看景点？我们以为他忘了。负责人说我们看杭州干什么，不去，只看工厂。我们非常不满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和一个女同学去找老师，说我们胃疼，很不舒服，领导很照顾我们，说:“好，好，你们留下。”于是我们留在旅馆，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们心满意足地溜出门外，开始了杭州逛街之旅。

那个女学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巴黎凤凰书店的女老板。其余28名法国学生憋了一肚子怨气去参观了工厂。

在回北京的火车上，我们实在忍不住，向同学炫耀，只有我们才了解了真正的杭州，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我们的见闻。老师知道以后开批判会，我们反正无所谓，还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。

记得还有一次，也就是1973年12月2日，我们接到通知，和其他留学生一道被安排在12月集体去登长城。早就听说过中国的一个成语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我们法国学生想提前做一回好汉，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早坐火车秘密地向八达岭进发了。

我们乘坐火车来到一个叫做五道口的小站，到了南口准备转车的时候，得知等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心里按捺不住要去探访一下真正的“中国”，走出站口，来到这个小村庄。在村子的小土路上刚刚走出100米远，就听到有人朝我们这边大喊，而且挥着胳膊做着手势要我们回来。我们顺着原路回来，看清那个挥手的男人，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，把我们让进一间屋子。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，两个，三个，甚至四个小时……在此之间，给我们吃在煤火上烤的馒头，同时和外交部或者什么机构打着电话。我们一点点明白自己是到了村里的警察局，因为我们属于“非正常进入”，长城对外国人是需要许可才可以进入的。

我们在南口的“旅程”一直持续到下午:我们走出警察局，在村民不友好的目光下，上了对面的火车，直接拉回了北京。

没有做成好汉，却接到学院领导的通知，等着去接受批评。

半夜偷偷贴大字报

1974年冬，我们到北京的第三个月。一场政治运动以满街大字报的形式展开，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外国学生也决定写一张大字报。

一支毛笔，加上墨水、胶水，我们趁着夜色把它贴到那些批判孔夫子的大字报上，上面写的是:“我们，外国留学生，也要去农村锻炼。”我们希望到农村去生活，就像其他中国学生一样。

然后我们又悄悄潜回宿舍，对自己的胆大非常满意。第二天早上7点半，正当我看着楼下的中国学生慢吞吞地做着广播体操的时候，有人来通知我8点去校长室。

走进大厅，看到昨天夜里贴大字报的小分队成员都在那里，我有点儿担心起来。几分钟以后，学校的领导进来了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学校的副校长。发言之前，他先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又干笑了几声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放松了一些，可是他随后的话加重了我们的担心。

实际上，他刚笑完就紧接着说:“昨晚你们的行为很严重，你们已经插手到中国的内部事务来了，由此引起的处分是长期的，直到你们离开学校，离开中国。”

看上去令人震惊的不是我们的要求，而是我们采用的形式——大字报这种形式，只能由中国的政治运动家采用。副校长的笑声一直留在我记忆中，有点金属的质感，那是他表达愤怒的方式。

形形色色的笑容

1974年2月，趁着春节的假期，我们第一次外出旅行，准备去马可·波罗笔下美轮美奂的杭州。

就在我们快到达之前，火车突然停下来，然后又开出几米远就无声无息了。我探出窗外想看看发生了什么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一个年轻的农民，20岁的样子，刚从田里回来，走过车厢。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火车突然紧急刹车，可是这里并没有车站啊？他笑着回答:“有人轧到火车下面了。”我没有继续和这个农民谈话，因为车祸的悲剧和他的反应之间的巨大反差，让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大约十年以后，我在北京一家书店，找到一本按主题分类的同义词词典。我的眼光停留在关于“笑”的词汇上，这些词汇异常丰富。有惨笑、呆笑、痴笑、大笑、妒笑、干笑、故笑、怪笑、憨笑、假笑、奸笑、僵笑、娇笑、惊笑、惧笑、哭笑、苦笑、狂笑、冷笑等。我不禁回想起火车惨祸那天青年农民的笑，副校长批评我们时的笑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