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海，人们的感情随着股市沉浮，无数小储户在这座巨大的“金鱼缸”里炒作，完全违背经济法则。妇女们都希望在2007年怀上孩子，借“金猪吉祥”致富。

　　塞茜尔·陈是个可爱的女性，她让我仔细查看了自己的财务状况。塞茜尔今年28岁，懂两国语言，在上海做秘书工作。像现今上海不少时髦女性一样，她嫁了个好丈夫，一个安安静静的平庸之辈，生活过得很安定。丈夫在她身边犹如建在摩天大楼旁边的小平房。塞茜尔每月挣800欧元，她带我参观了自己140平方米的套房、送给父母的另一套房子、她的私家车、储蓄存折，还告诉我她热衷炒股。像塞茜尔一样，中国有1亿拥有账户的股虫。她说：“不玩股的话，怎么能改变命运呢？”一个中国女性的命运。塞茜尔怎样看自己的婚姻呢？她说：“我没有找穷小子，我是可能爱上这样的人的，但爱情会消失，如果找个富人，还有钱留下。嫁个穷人，会让父母丢脸，在朋友面前也抬不起头。我公公攒钱替儿子买了我们结婚的房。”塞茜尔最要好的女朋友嫁了个穷小子，她母亲说那是“鲜花插在了牛粪上”。她的不少女友不想结婚，因为找不到“出众”的对象。当然是要像金子一样闪亮出众。

　　在上海，人们的感情随着股市沉浮。去年他们在股市上获得了130%的赢利率。大街上一下子多了许多怀孕妇女，因为2007年是“金猪年”，不能错过怀上“金猪娃”，靠“金猪吉祥”致富的机会。关键始终是金钱。我奇怪塞茜尔为什么不赶这趟“车”，她回答道：“我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，可以生第二胎。但那实在太费钱了！只有愿意摆阔的大老板才养得起孩子。”

　　我所以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属于中产阶层的塞茜尔一家，是因为只有看到他们的生活，才能理解上海股市。今年2月27日，中国春节刚过，股市突然狂跌：中国的1亿股民立即抛售手中部分股票，而且是同时抛出！而春节前两个星期，股市疯狂飙升，因为那会儿百姓拿到年终奖金，大家都在同一天把钱投入了股市！上海人都使用“玩”这个字眼来形容进股市交易，把股市喊作“金鱼缸”。5月份，深圳警察截获了装在纸盒里价值2000万的小面额人民币。运币司机回答说：是为了“去炒股”。中国的股市是疯子的赌场。一个在交易所经纪处工作的司法人员告诉我：“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股市升股民买进，股市跌股民脱手的国家。因为他们认为，股市既然升了就会继续升，如果下跌那就还会跌。”幸亏中国只有部分企业在交易所上市。其余部分控制在政府手里。

　　这里有2万2千多亿美元的个人储蓄金，放在银行里，利率只有2.75%，比通货膨胀率还低，想控制这笔资金，风险形同玩高空杂技。尤其是人人都一窝蜂非理性，认为股市“升了还会升”。4月份以来，在股市开户的人平均每天达到25万，中国人扑将上去的目标是在上海上市的1400家企业，而这里面只有近200家能算得上有充分保险。5月10日，上海创出有史以来日交易量达到360亿欧元的记录，相当于澳大利亚、香港、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韩国、日本、新西兰、越南和印度股市交易额相加的总和！从营业额上看，上海已居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地位，但就资产而言，上海仅有东京的一半。议论数字比较抽象，问题在于它直接牵涉到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。中国人随大流的习性实在让人很担心。因为，当前世界经济如想健康发展（平均增长5%），其两大支柱—美国和中国—就必须正常运转，而且发展不能过热。目前的情形是，美国的消费基本可以，而中国人却收紧钱包。不能说他们吝啬，原因可能是缺乏信任。在一家大宗贸易公司工作的谢先生评论道：“百姓被压得丧失了承受力。王朝统治时，特权和分配不均合乎逻辑。但今天的中国人习惯了平等思想，而事实却不那样。”中国有13亿人口，想着都让人担忧。

　　中国人不知道往哪里去花自己的钱，于是大批涌进股市。政府不是宣布了经济增长的好消息吗，可是股民担心，政府会采取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，于是纷纷抛出股票，股市顿时大跌。中国人的一窝蜂无定向行为就像上市公司资产报表含混不清一样，毫无理性可言。半个世纪以前，亨利·米舍曾这样形容中国人：“若要中国人观点明确，就该让他的生意很复杂；若要中国人把家治理好，就该让他有10个孩子1个妾；若要他在大街上走对路，面前就该是个迷宫……”我在路上果然走进了一个迷宫：几百个人坐在电子大屏幕和终端前，他们中有大学生、家庭妇女、失业人员、退休老人，还有织着毛衣的老祖母。他们全都在炒股。我坐在他们中间，中国人坦率的个性再次使我感动，进股市已经代替了去公园。而且这里很有意思：因为他们的未来在这里成了赌注。

　　中国股民的消息来源很多：谣言、网上传闻、短信传递、聊天室信息，或者是办公室和厨房里听来的。南京某家企业突然瘫痪，因为90%的职工全都炒股，不来上班了；日前一则调查报告称，有70%的白领已养成了去“金鱼缸”的习惯。中国教育部已明令禁止大学生旷课炒股，政府对此十分忧虑。然而，当局有些领导人却发表让人惊讶之至的言论，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负责人项怀诚竟声称：“其实股市如同啤酒，如果没有泡沫，就不像啤酒了。”以此回应格林斯潘警告说中国股价已攀升到十分可笑的高度。

　　在任何其他地方，我都没有感到过上海充满的这种人陷入无度追逐的疯狂，它让我无法再忍受。我决定前往广州交易会，然后继续我的环球采访。我想去看看，中国怎样向全世界出售它五花八门的产品。此时，我没有料到竟会在那里发现中国的关键问题，一个与它在全球占什么地位的重要问题。